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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女郎
《對鏡》：在文學世界中認識深廣的女性價值
——對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
標簽：閱女郎 | 來源：中國婦女報 | 作者：范語晨
訪談提示
在新著《對鏡：女性的文學閱讀課》中，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基于女性問題，選擇了23篇現當代文學作品進行細讀，既包含對當下熱門議題的思考，也涉及女性的傳統與女性寫作的源流。經典女性文學在當下女性生存圖景中有哪些值得深思的回響？如何堅守自我，做一名深具獨立精神的女性？在推動社會理解女性價值的道路上，文學的意義何在？圍繞這些問題，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見習記者與張莉展開了深度對話。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見習記者范語晨
“為什么要強調女性文學？因為女性文學里，有被忽略的女性的視角、女性的感受和女性的立場?！痹谛轮秾︾R：女性的文學閱讀課》開篇導讀中，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強調了從女性視角進行文學閱讀的重要性。書中，張莉基于女性問題，選擇了23篇現當代文學作品進行細讀，既包含對當下熱門議題的思考，也涉及女性的傳統與女性寫作的源流。
經典女性文學在當下女性生存圖景中有哪些值得深思的回響？如何堅守自我，做一名深具獨立精神的女性？在推動社會理解女性價值的道路上，文學的意義何在？圍繞這些問題，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見習記者與張莉展開了深度對話。
從“自己的房間”到獨立的精神家園
記者：在討論魏微的《異鄉》時，您談到一個有趣的對照，在伍爾夫的時代，“一間自己的房間”對于女性而言是個奢望，而今，城市里擁有自己房子的女性越來越多。在您的文學與現實經驗中，女性對“家園”的理解，百年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張莉：我認為伍爾夫所謂的房間有兩重含義，一方面是講物質和物理意義上的自我空間，這是女性拿起筆寫作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是指一個獨立、強大的精神空間。
在婦女解放運動已逾百年的今天，女性獨立的物質前提，特別是物理意義上的家園，已經越來越廣泛地得到實現，在社會輿論空間里也獲得了較為普遍的認可。但是，也沒必要強調必須買一個房子才有一種獨立生活和寫作的自由。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比喻，如果買不了房而只是租來的房間，但依然也可以擁有精神意義上的“一個人的房間”。
擁有一個忘我投入的工作領域、培育對自我價值的清醒認同，是很多女性對“家園”的新理解。從獨立自由的空間開始，進而擁有獨立自由的心靈空間，這對成為一位獨立女性極為重要。當然，女性的安全感和歸屬感需要全社會一起來建立，但無論怎樣也有賴于自足的精神世界。
記者：您對散文《女演員》的討論讓我很受震動。散文中孩子對母親的期待對女性來說，成了比外界目光更沉重的枷鎖。您認為，面對“顧家”與“成功”、外界與親人的多重期待，女性應如何守住自我的精神家園？
張莉：李修文的散文《女演員》中，女演員的孩子看到媽媽不“紅”，不相信她病了，卻指責媽媽太懶了。女演員被母職綁架了，她深深苦于孩子的期待，不顧一切地去證明自己，直到生命盡頭。這部作品讓我認識到，我們文化系統對母職的完美期待值得反思。女人不是天生就是母親，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母親。
特別是來自孩子的期待和壓力，對母親而言分量格外重。媽媽不能天天要求自己的孩子像別人的孩子一樣優秀，同理，一個孩子也不應該要求媽媽成為“別人的媽媽”。所以，在我看來，女性面對最親密的人帶來的壓力要有辨析，不能被綁架，主動的溝通和對自己主體性的捍衛特別重要。在溝通中，彼此能更加了解對方的內心，從而逐漸通往真正的理解與尊重，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們每個人都在向世界學習。
好的愛情只關乎愛本身
記者：發表于1989年的《遭遇禮拜八》讓我們看到了社會對離異女性的深刻偏見。而今天的網絡語境中，另一種偏見指向了“不離婚的女人”?；橐龀霈F問題的女明星未選擇離婚，有時會被指責不夠獨立。您如何看待女性婚姻選擇面臨的“兩面夾擊”？
張莉：首先，鐵凝的《遭遇禮拜八》反映的是20世紀80年代的一種文化土壤，即把離婚的女人看作是被拋棄的，這種觀念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消失。
當然，你說的“兩面夾擊”也存在。我想，一個女性離不離婚都有她的自由，社會要寬容。作為女性本身，不能被他人的目光綁架。不能討好別人生活。我想說的是，不管是明星還是普通人，坦然做自己恐怕是最重要的。當然，做自己很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擾。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我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當作生活中的鏡子，鏡子里的她們，有比我們完美的地方，也有不如我們的地方，我們看她們，不是贊美或批評，而是以之為鏡，成為自己。作為讀者，要辨析地去閱讀，最終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閱讀那些經典的文學作品，看到復雜的、完整的生活和人性，對他人處境給予深切的、同情性的理解。同時，也將這些文學中的女性視為姐妹和朋友。當我們遇到困難和困擾的時候想到她們，那些愛情中的女性，那些家庭中的女性，那些遙遠之地的女性，和她們一起互相陪伴，共同成長。
記者：《對鏡》中的愛情、婚姻主題小說呈現出了人的主體性、愛情的自主性與文化規訓、社會偏見間的復雜張力。今天，影視劇等大眾文化中失真的“浪漫愛”或“狗血愛”，有時成了女性追尋愛情路上的迷障。在您眼中，文藝作品對于愛情與婚姻的“好”表達是怎樣的？
張莉：小時候我們或許也向往過“浪漫愛”，也為“狗血愛”控制過，但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女性也會自我覺醒，逐漸成長，會警惕物化自身的愛情，也會不斷認識到愛情的復雜樣態?！秾︾R》中，我分析了許多關于愛情中的女性的作品，例如《愛，是不能忘記的》中不屈從他人目光的愛，《我愛比爾》里迷失自我的愛，《高女人和矮丈夫》里看似“不般配”的高貴愛情，《親親土豆》里清貧夫妻生生不息的愛。
這些作品告訴我們，好的愛情表達只關乎誠摯和快樂，只關乎愛本身，與人的年齡、貧富、身份無關，其實，我很希望這本書能帶大家找回關于愛的常識。曾經有學生問我那個網絡上早年流行的問題——“你愿意在寶馬里哭，還是愿意在自行車上笑？”我們還特意為這個事情聊了一會兒，當然聊得很開心。我的回答是，寶馬和自行車不是衡量愛情的標準，愛情中是哭或是笑，與騎自行車還是坐寶馬沒有必然聯系。如果一定要選擇，那么重要的不是寶馬或自行車，重要的是愛，重要的是笑。
重思女性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記者：從關于母親或女性祖輩的文學書寫中，我們看到，代際影響深刻地塑造著女性的自我理解。張愛玲筆下的母親是“暗黑”的，邵麗筆下的母親是“躺平”的，喬葉筆下的老祖母是復雜而溫暖的。在您看來，思考不同代際女性的生命交集，在當下有怎樣的價值？
張莉：不同代際女性的生命交集首先讓我們看到了深厚的女性情誼。喬葉的《最慢的是活著》透過祖母，寫出了20世紀中國女性生命中的種種遭際，以及孫輩重新理解老祖母的歷程。祖母的形象是復雜的，一方面有著濃重的封建思想，一方面又抱有對女性晚輩的疼惜和支持，這是一種寶貴的女性情誼。我們經常會看到小說或是影視劇里將女性間的關系書寫為天生的仇敵，因此，重新發現女性生命經驗的聯結和支持很重要。最近，我主編的散文選《我們在不同的溫度沸騰》也已出版，聚焦的就是20年來女性的生命軌跡，其中也寫到了普通人之間女性情誼的寶貴。
而邵麗的《風中的母親》里，出現了一位我們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很難見到的、新鮮的母親形象。她不是完全犧牲型、奉獻型的母親，她是努力做自己的母親，看起來有點兒“躺平”的，但她的孩子成長得也很好。這樣的母親不是模范母親，但文本為我們呈現了母親的多樣性。
實際上，從近年來熱議的社會話題中，我也看到，整個社會已經開始了對傳統母職的反思，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孩子的教育，家庭的幸福，不只是母親一個人的責任。這是一件好事。
記者：李娟的散文《我的阿勒泰》讓我們看到了更廣闊的女性生活世界和寫作方式。您認為，在推動社會“確認常識”、真正理解女性的道路上，文學（特別是女性文學）的意義何在？
張莉：我們印象中的女性文學，往往是從男女關系出發、從人與人的關系出發去理解世界。李娟卻不止步于此，而是將目光投向阿勒泰更廣袤的背景，把人或女性的生存放到與自然的關系中去思考。我非常欣賞李娟的寫作，我認為她拓寬了我們對女性寫作的理解。
女性文學不拘泥于某種內容或程式，而是一種女性視角。女性視角通常是邊緣的、弱者的、被忽略的角度，從這個角度出發，會讓我們看到更豐富的世界和人性。這是我做女性文學研究的初衷。另外，我也強調女性視角的閱讀。你看，很多文學作品本身未必是女性立場的，但我們可以嘗試從女性視角去理解它。例如，《簡·愛》不是一部女性主義小說，但我們如果看到閣樓上的瘋女人，就會看到當時社會文化對女性的壓迫。又如，假使我們從祥林嫂的視角去讀魯迅的《祝?！?，其實也可以看到祥林嫂對不公命運的奮力抗爭。
女性文學是文學的一個重要面向，也為我們提供能動地認識世界的方法。閱讀文學，特別是閱讀那些關注女性命運的作品，能夠推動我們理解女性的價值，也會幫助每個人重新理解世界。理解的同時，我們會認識到自身的局限，并努力去做出改變，由此，我們會變得更強大、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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